51岁的西安市民李建利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,但是现在,他只能在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里僵直地躺着。
李建利的左腿和左臂开始恢复部分活动能力,但身体的整个右侧却麻木瘫软,右腿只能迟缓地蜷缩,右臂和右手则完全不听使唤,除此之外,他的语言能力也受损严重,一次仅能说出一两个字的短语,比如“谢谢”、“饿”。
西安市中心医院对李建利做出的诊断为,开放性颅脑损伤(重型)。
幸运的是,在重症监护三天之后,他的意识基本清醒过来,一想到自己在9月15日的遭遇,眼眶便红了,无声地流出泪来,左手不太灵活地擦拭着。
那天下午3点30分,他被人用一把U形钢锁重击头部,在头顶偏左的位置,颅骨被砸穿,当即倒地昏迷,浓稠的血与脑浆不断涌出,很快,嘴里也开始吐出血沫。
当晚8点30分左右,医生为李建利进行了颅脑手术,11点30分手术完成,随后进入重症监护,脱离生命危险后,18日转入普通病房。
李建利遭此厄运,只是因为他开着一辆日系车。
■“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,别砸行不行,我们买日本车不对,以后不买日本车了,好不好。”
这几天,李建利夫妇俩正忙着帮大儿子李斌装修婚房,李斌今年26岁,计划明年结婚,赶在入冬之前把房子装好,时间正合适。老两口还有一个24岁的二儿子,也有了女朋友。
15日一早,李建利开他的丰田卡罗拉,带着妻子、大儿子和准儿媳,赶到北郊的建材市场选装修材料,下午往回走,车子开到环城西路北段,遇到了反日示威的人群。
按照以往西安反日示威活动的规律,他们原本以为,城墙外应该是安全的,示威抗议通常在城内进行,打砸日系车的情况也只是零星出现。但这次不同,从北向南开着开着,车子就陷入了密集的人流,他们想倒车,然后拐进小路,但已经是不可能了。
李建利的妻子王女士发现,前面似乎有十几个人在砸车。很快,砸车的人群便来到了眼前,这些人手里拿着棍棒、砖块、钢锁,情绪亢奋,开始对卡罗拉动手。
“我们下了车,在两边站着,想看看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砸。”王女士一个劲地跟周围的人说着好话,“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,别砸行不行,我们买日本车不对,以后不买日本车了,好不好。”
努力讨饶着,车子另一边出了状况,王女士回头一看,丈夫倒在车头前,头顶血流如注,她马上扑过去,扶起丈夫的头,不知如何是好,顿时大脑一片空白,痛哭起来。
■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交警跑过来,坐到副驾驶的位置,说,“打开双闪,我帮你们开道”,同时联络其他警察赶快疏通道路。
对两旁密集的示威者和围观者来说,这一变故也超出了想象。十几个砸车人继续去寻找新的目标,一些围观者在拍照,有人建议打120,有好心人递来一卷卫生纸,王女士拿着它摁在丈夫的头顶,但血浆仍然不断地流,很快染红了一片地面。
一名红衣男青年跑过来,提醒王女士,就算打120,救护车也开不过来,赶快到对面拦车,送伤者去医院,否则有生命危险。
环城西路的内环车道尚且畅通,男青年、王女士、李斌三人抬着李建利来到马路对面,恰好有辆空驶出租车经过,男青年拦住车,用吼的方式问司机:“拉不拉?”
司机看着他们和满头是血的伤者,愣了几秒钟,一点头:“拉。”
李建利横躺在后座,王女士捂着伤口,出租车匆忙出发。可是,只前进了500多米,路上的人又多了起来,出租司机把头探出窗外,高声向正在城门外执勤的警察求援,一位二十多岁的莲湖支队交警跑过来,坐到副驾驶的位置,说,“打开双闪,我帮你们开道”,同时联络其他警察赶快疏通道路。
出租车开到医院急诊处,王女士在满是鲜血的提包里找钞票付车费,司机急了:“都什么时候了,救人要紧,车钱不要了。”
“挺对不住那个司机的。”王女士在病床旁边念叨了好几次,“车后座都是血,司机得清理好一阵子吧,给人家添了多大的麻烦。”
好心人帮助让王女士感动,这也是留在她内心的一点慰藉,但行凶者和打砸者的行为却让她困惑,“他们为什么对自己人动手”,王女士想了好几天,还是想不通。
■韩宠光的态度是,如果示威会导致打砸,那他愿意放弃。
韩宠光今年31岁,河北邯郸人,在西安的一家机电广场租了摊位,做五金生意。9月15日那天中午,姐姐告诉他,公安局打电话找他。
在公安局,韩宠光不但看到了公安系统的相关人士,还看到了机电广场的经理,甚至他们所在街道的负责人,其实,这次会见很简单,韩宠光在日本宣布计划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当天,得到机电广场数百商家的签名,向公安局申请9月18日抗议示威,公安局的相关人士希望他放弃这次示威申请,因为从15日的反日示威情况看,个别人借机打砸,出现了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变化。
韩宠光的态度是,如果示威会导致打砸,那他愿意放弃。
从公安局出来,时间已经是下午3点,道路上示威和围观的人很多,很快,身着红衣的韩宠光发现,情况果然出现了混乱,个别人似乎不是来抗议,而是专门来发泄、破坏的,不断有日系车被砸,甚至一些参与砸车的人还会“总结经验”,比如,要集中力量砸同一辆车,不要分散。